故宫院刊︱刘潞：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
刘潞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内廷中著名宫殿，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代其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清帝理政之地，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乾清宫的场景。那么，这座皇帝寝宫为何会变成理政之地呢？
乾清宫的功能在清代顺康雍三朝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顺治时期，乾清宫仅为皇帝寝宫，但因其破败，使用率极低，福临一直以保和殿(时称位育宫)为寝宫。10年后乾清宫大修完成，名义上福临移居其中，实际上却长居南苑行宫。
康熙帝登基后，也住在时称清宁宫的保和殿，8年后才迁入乾清宫。入住当年，他在正殿张挂了与理政相关的“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之联，乾清宫由单纯的寝宫转为政寝合一之宫，至康熙朝终结，一直未变。
雍正朝后，乾清宫又由政寝合一之宫，转为纯粹的理政之所。胤禛登极当天发上谕，说乾清宫为皇父60年所居，他若居住，“心实不忍”，于是迁往养心殿。自此，乾清宫成为一个纯粹的皇帝理政之所。
乾清宫的功能转变后，与之相关的活动与制度，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与政务相关的制度，有以下几种：
（一） 御门听政制
首先，御门听政制确立的时间。 “御门听政”是明代的早朝，地点设在大殿前之同名大门内。洪武间，皇帝在奉天门理政，永乐迁都后在时称奉天门的太和门。清入关之初，制度多承明制，“御门听政”亦如此。但真正实施，则是在康熙六年七月玄烨于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此制在康熙朝常行不辍。
其次，御门听政的时间。玄烨自幼养成一早读书的习惯，他听政的时间，最初是七点之前。朝臣必须凌晨三四点即赴朝。有人不堪其苦，几番上疏，先说或可减少每日上朝人数，后又提出上朝时间或改在辰时。玄烨从谏如流：“自今以后，朕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七点一刻）、秋冬以辰正初刻（八点一刻）为期”。不过这个时间仍是太早，又有朝臣提出御门听政或不必日日举行。君臣几番磨合，听政时间，就从最初几乎每天举行，变为隔三差五，以至需要等“上谕”而不定期了。
其三，参与的官员。虽然有些官员若本衙门无事便可不入朝了，但记注官每次必到，记录君臣当天活动。根据起居注制度，皇帝本人不得阅看其内容，这就造成玄烨对记注官戒心重重，至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因发生了记注官将上谕外泄之事，他一怒之下，竟将存在了46年的起居注馆衙门裁撤了。
雍正朝后，理政随胤禛迁至养心殿而至养心殿。御门听政虽被列入清典制，起居注馆也被恢复，但往往流于形式，记注官也无康熙朝那么大负担了。
（二） 常日召对臣工，引见庶僚。
康熙帝迁入乾清宫后，每日的活动，在其《乾清宫读书记》中讲得十分清楚：“朕自冲龄，性耽学问。践阼迄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视事；讲臣执经，群臣入奏，未尝一日不与相接。既退，裁决庶务，披览章疏。”所谓“讲臣执经，群臣入奏”就是在乾清宫开日讲与召见大臣。
（三）接见属国陪臣
皇帝在乾清宫“引见庶僚”，除大臣外，被引见者，还有外藩属国陪臣，此制一直延续至晚清。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逃往西安，两年后回到北京，还要故作姿态颁布懿旨：“国家与各友邦讲信修睦，槃敦联欢。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觐见各国公使。”此时的“各国驻京公使”，与当康雍乾年间的“属国陪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四）曲宴廷臣
在清朝礼制中，皇帝与王公大臣宴是重要的政治活动。乾清宫曲宴群臣，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上元节。这次乾清宫大宴百官，君臣尽酣。其原因，乃是平定三藩之战，历经8年，终在康熙二十年杪，攻克吴三桂老巢昆明，取得最终胜利。当初力主并掌控平三藩之战的玄烨，难免兴奋激动，进而大宴群臣。此后，元旦或上元前后，在乾清宫宴外藩及百官成为定制。其中规模最为宏大者为千叟宴。清廷在康乾两朝曾举办过三次千叟宴，最有意思的，是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的千叟宴，因为天寒地冻，在乾清宫院内张起800架青幕帐，与宴者在帐内就餐，有类围场行围。这或许只有身为满人的清帝可以做到。
（五） 确立秘密立储制
清代特有的秘密立储制，是在乾清宫确立的。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胤禛在乾清宫召见大臣，颁布了将储君之名藏于殿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上谕。上谕的内容看似平和，其实颇值玩味：此时胤禛迁往养心殿理政已9个多月，在那里他处理了上自总理事务王大臣，下至州县官员近百员的人事任命；立储之事，按理更应在他新确立的理政中心养心殿举行，但他却要回到因忌惮而拒绝入住的乾清宫。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令人生疑。由于没有文献依据，我们只能根据立储与乾清宫关系的一些史实进行分析。
终康熙一朝，立储与乾清宫关系十分密切。乾清宫作为皇帝政寝合一之宫，不但皇太子允礽常侍左右，且两废皇太子、面对诸皇子争斗的康熙帝所颁训谕也大都是在乾清宫。他不只一次发出过诸皇子“会逼朕逊位”、“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这种令满朝震惊的话语。对于亲历过储位之争完整过程的胤禛来说，只要谈立储不可避免就会想到乾清宫。他选择在乾清宫颁布立储之制，或因秘密立储完全不同于前朝，有违背祖制之嫌，但将储君之名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也算是对前朝立储另一种形式的继承吧！
（六） 举办清帝丧仪
丧仪属清五礼中凶礼的内容。在视死如视生的古代社会，皇帝的丧仪不仅是皇家也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活动。清廷在乾清宫为皇帝办丧礼，始自顺治帝福临之死。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福临死于养心殿，当日在乾清宫开始举办丧礼。官方的记载过于程式化，私人有亲历者的记载十分生动：“世祖皇帝宾天，阅三日……盖哭临在殿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余俱不能也。殿上张素帷，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壸闱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幡杆，昼夜礼经忏。十四日，焚大行所用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有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此后，清帝丧仪于乾清宫举行成为定制。
乾清宫被康熙帝改造成一座政寝合一的宫殿后，于东西南三庑建立了相应的服务机构。直接为皇帝理政服务的，是西庑的懋勤殿、批本处与内奏事处3个。
（一）懋勤殿与秋谳勾到之制
秋谳勾到之制，是指秋季处理对死刑案件的最终判决。行前须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所谓“三司法”，根据案情，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五类，上报朝廷复审，由皇帝最后以“勾”的形式予以裁决，称勾到。一个最终决定罪犯性命之制度的举行，既非乾清宫，又非乾清门，而在懋勤殿，不能不说与它最初的功能及康熙帝的行为方式相关。
懋勤殿最初是康熙帝少时书房，亲政后常召大臣进殿讨论日讲文章之事。御门听政若遇意见不一，也会在懋勤殿进一步商讨。
秋审勾到罪犯名单这一重大政务，开始是在御门听政各部院大臣离开后举行的，后逐步缩小范围，仅与少数大臣至懋勤殿商讨。懋勤殿办理秋审勾到，始于康熙朝；但真正将其定为“仪制”，则是到乾隆朝。行“勾到仪”时，其陈设是“太监设宝座，案东向”。这一违反君主“南面”而坐的陈设，来自懋勤殿的格局，它是门窗俱东向的西房，且空间狭小，玄烨晨起在此读书写字，必会将书案面对光线好的东方。勾到仪中“案东向”也是继承了玄烨书房的布局。
一个最终决定罪犯性命的制度，就这样确立在狭窄的懋勤殿中举行了。而“案东向”则透露出清帝办理国政大事，也并非必要遵循“南面”而坐的陈规。
（二）批本处与红本批发制度
一般来说，康熙帝阅后的奏折，需要进一步处理，由此设立了一个处理皇帝已批之文本的机构，称批本处。玄烨视为机枢重地，题匾曰“慎几微”。其职能，是由理事中书将皇帝钦定的满文批签，用红笔誊於奏本封面，再与内阁负责办理本章的“五所”，即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本房、满票签处与汉票签处，将已批奏本统筹处理，或发各部院，或发各直省。
批本处设于玄烨始行御门听政的康熙六年。它不仅与懋勤殿南北相毗，且所用太监也都归懋勤殿管理。或正是由于玄烨在听政后又回懋勤殿办理政务，才导致其南侧建立了批本处。
（三）内奏事处与大臣奏事制度
月华门南与尚乘轿毗邻有内奏事房三间，《国朝宫史》述其功能为：“每日内外臣工所进奏章，由外奏事诸臣接入，于此处交内奏事进呈。得旨后，仍由此交出。”这表明奏章先交“外奏事诸臣”，再递交“内奏事”后进呈。同书中还载有“奏事处”一条，似乎除“内奏事房”外，还存在一个“奏事处”。由于这涉及奏章的呈递程序，有必要分辨此二者是两个机构还是同一机构。
机构的要素，除功能外，最主要的是办公场所（清称“值房”）与人事构成。内奏事房的值房所在十分明确，在乾清宫西庑。那么奏事处呢？乾清宫东西两庑及东南庑、西南庑均无其处所。作为在御门听政时承接奏章的机构，它绝不可能远离皇帝的理政中心。乾清门外东西两侧及南向面对的庐舍，均为文武大臣等奏事待漏之所。承接奏章的奏事处值房，也绝不可能与上奏者“待漏之所”混为一处。可以认定，奏事处无值房。
奏事处是个承接奏章的机构，但在清廷机关中，却被划归为“武职衙门”，由侍卫一人与章京六人构成。奏事处还有太监18名，但不设首领太监，而与设于乾清宫东庑的端凝殿太监一体管理。
既然奏事处无值房，这18名太监何以安置？奏事处太监的管理方式，与批本处不单设首领太监，而与懋勤殿太监一体管理的方式是一致的。显见，奏事处应在乾清宫院内。鉴于清官文书在书写时，有时出现省略情况，如称“批本处”为“本房”、“本处”，《国朝宫史》中“奏事处”条或为简称，实即“内奏事房”。
由此可判定，所谓“奏事处”，与“内奏事房”实为一体的两个名称，而非两个机构。朝臣奏章的传递程序，即先由奏事处的章京接折，送入内奏事房，再由内奏事太监送至批本处。鉴于翰林入值的南书房也不过三间的事实，内奏事房三间是不可能仅为18名太监使用的；而奏事处身居要职的一位侍卫与六位章京，必须要有相应的值房。他们与奏事处的18位太监，分享三间内奏事房，应该说够用了。
乾清宫功能既变，变化的动力、变化与执行者的关系、以及变化对清代宫廷制度产生过什么影响呢？
“御门”地点的选择，可以是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个视角。康熙六年，太和殿已为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之地，但为何玄烨在亲政大典后即赴乾清门听政呢？这与当时实际决策者太皇太后直接相关。太宗时期，皇太极将崇政殿定位为或接受朝贺，或处理与蒙古各部落关系之政务，或处理纯粹家务之事的多功能殿堂，而将太祖努尔哈赤时期的大政殿当作举行更为正规礼仪或重大军务之地。崇政殿由此成为皇太极时期的核心宫殿。它在盛京皇宫中的建筑布局，与紫禁城中坤宁宫与乾清宫的布局极为相似：崇政殿建于皇后的清宁宫之南，中间有座凤凰楼；而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也有座建筑交泰殿。可以想见，曾目睹过崇政殿兴盛之景的太皇太后，自然也会希望乾清宫重现当年崇政殿之况。乾清宫被改造成政寢合一宫殿的规划，至少是在玄烨冲龄即位时就已确定。而听政之处选在内廷乾清门，则是皇帝在乾清宫理政的一种延展。由此可看出，满洲传统是乾清宫功能改变的重要动力。
乾清宫各政事制度确立，其背后满洲传统文化上的动力，还可从福临的丧仪这一角度分析。当年皇太极是崩逝于清宁宫，但梓宫却奉安于崇政殿。而福临死于养心殿，丧仪却在乾清宫举行的做法，与皇太极丧仪是一脉相承的。
福临丧仪因袭皇太极丧仪，除举办之地外，更重要的，还有二人丧仪中均举行了“梓宫升化”与“捡殓礼”。所谓“升化”与“捡殓”，实为遗体火化与骨骸收捡。火葬是17世纪前中国北方诸民族大都实行的丧葬方式，满洲也不例外，到乾隆朝才明令禁止。
乾清宫功能的转变，还直接影响到宫内外相应人员的行为方式，如外臣可以进入内廷。弘历明确说过：“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自朝以至日中，视事者十数刻，召对廷臣者十数刻，披阅本章者十数刻。若乾清宫、若弘德殿、若养心殿，皆大内禁廷，大学士、九卿日间迹其间，咨询延访；外至末僚微弁、外藩远使，人人举得进见。”这种为数众多的外朝官员进入内廷情况，正如弘历所云，在明朝是不会出现的，在清中前期则不存在任何障碍，突显了满洲对儒家男女有别、内外有差观念的漠视。从深层次来说，这种漠视，则是后金时期满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致。采集捕猎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要妇女大量参与，而兵民合一的八旗制，也使满洲妇女需不断随军迁移，从而逐渐形成满洲妇女的地位要远大于汉人妇女的状况。
由此可以看出，清初满洲固有习俗以及主政者对满洲习俗的维护态度，对紫禁城建筑功能制度的影响何等深刻。而执行者如太皇太后、康熙皇帝等人的个人理念与性格，更进一步推进了它的变化；由此形成了影响清廷二百年的理政制度及人员的活动方式。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宋仁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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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刘潞《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节选，原文上、下两部分，分别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期和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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